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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二哥你的生活令我不安(散文)

来源: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16 分类:古代言情

三间砖混瓦房,堂屋凌乱地放着案板、桌子,萝卜白菜之类,两头两间卧室,东头一间住着嫂子,房间有一台电视,夜里两人看完电视,二哥回到他住的西头。西头放满杂物,一张小床,一条被子,上面搭一个半截小褥子,枕头黑乎乎的。窗子用简易的布帘挂着,似乎抵挡不住四面吹来的寒气。房子在大路边,相比周围的平房和小楼房,明显寒酸许多。我们进到东间,冷得瑟瑟发抖。在床边坐了一小会儿,我说:“我们坐到院子里说话吧。”正午时分,院子里的阳光还很温暖。我坐在小凳上,掀起二哥的衣服,看他里面穿的什么。最里层贴身套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制服,制服外面是一件粗线毛衣,毛衣外面套着一件中山装。二哥两手袖在袖筒里,似乎有清鼻涕时刻准备流下来。我和妹妹连声“啧、啧”,一边问:“前年给你的棉大衣呢,怎么不穿?”这边嫂子搭腔说:“他可细发啦,他舍不得穿。”我说:“还有啥舍不得的,赶紧穿吧,天都这么冷了!”二哥脚上穿着一双皮鞋,看不出是单的还是棉的,显然是拾掇别人的。一问,嫂子说:“那是小波的皮鞋。”小波,嫂子的儿子,二哥的养子。我和妹妹就有点后悔,早上来时,门市上还没有开门,没有来得及给他买一双棉鞋。二哥脚是39码的,男鞋里最小的号,我记得。

二哥的日子过成这样,似乎一点也不意外。两年前的清明节,我和哥哥、妹妹陪父亲回老家上坟。去时我以为,二哥说不定已经把坟都上了,像以往那样。我们只不过是去转转,见见二哥,带他散散心。谁知一到二哥家,一看二哥憨憨的,也不知道迎接我们。一问,原来他得了脑血栓,住了一个月医院,现在刚回来不久。那天下着小雨,我们说了一会话,但院子里精湿,脚地也是湿湿的,坐没处坐,站没处站。几个小板凳,冷森森的。嫂子诉说二哥的病,诉说日子的艰难,诉说她女儿得病死了,她90岁的老母无人照顾等等,把人说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凉。二哥成这样了,坟自然是没有上的,幸好我还准备有白纸、鞭炮一应上坟的东西,就带上二哥去上了坟。那次我带了五百块钱,原本想给二哥的,但现在他俩都成这个样了,一番斟酌后,我给了二哥200元,给了嫂子300元。那天去时,我还给二哥带了几本杂志,想让他闲暇时看看书解解闷。但到地方一看,那环境,看什么书啊,能活下去都不易了。

二哥至此失去劳动能力,他靠什么生活呢?我都不敢仔细过问。每次去,只是给他留点钱而己。

我又想起10多年前,我第一次和父亲回老家上坟的情景。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,一踏上老家的土地,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带我们去上坟的就是二哥。他显得很木讷,像我们常见的农村人一样,轻易不开口说一句话。他和我父亲,叔侄相见,应该有许多话要说的,但他们说了两句农事之后,便沉默起来。说到大姑去世,二哥的眼圈红了一下,伸手去抓绳上的毛巾。但他也只是眼圈红了一下而已。

上坟回来,二哥一句无心的话,引我流出无数的泪,并且我一想起就泪流满面。

他说,他八岁就开始上坟。先是跟上母亲去上坟,后来母亲去世,他就一个人去。我们来的头一天,二哥已经把坟上了。家乡风俗,坟不能上二次。因此我们只是在坟上烧了些冥钱。

回来后,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嚎啕大哭。我知道,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忧伤,别人甚至我的兄妹都不一定有这种情绪,只有我认识到这种痛苦,也才有这种情绪。

一个小孩子,八、九岁,每年清明时节,跟在母亲后面,提着一个篮子,里面装的是纸,去给他的爷爷奶奶叔叔们烧纸,那心情是怎样的呢?

临走时,我给二哥留了50元钱,我后悔去时没有带那么多。二哥撕掳着,不接,我强塞进他的口袋,一面还怕两人相让,再把钱弄丢了。我心里对二哥充满着无尽的感情,我想二哥其实是在替我们大家垫底、替我们大家尽孝呢。每年清明,路远山高,我们虽然去不了,但心想,有二哥呢,二哥就去上坟了。一想到有二哥在,心里就踏实了。否则,我们能心安吗?

  二

二哥是我大伯的小儿子,住在老家杜关镇民湾村。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——祖居之地。而我父亲17岁就外出学木匠,逃来逃去,最后落户在县城附近。因此我们和二哥之间相距60多里。年轻的时候,各自奔忙讨生活,来往不多。2005年以后,我多次陪父亲回老家上坟,和二哥的接触才多了起来。他早年的生活,我无从知道。就连我父亲,对他侄子的事,也所知甚少。那些年,过年过节,作为晚辈的二哥,都踽踽来看我父母。或者我们家有什么事了,他都来。而我们去看他,就很少了。

年少轻狂的我,最初对二哥是很看不起的,我嫌他木讷,老实,说话半天启动不开嘴唇。就是我父亲,也经常念叨:“继忠小时候统机灵着哩,现在咋变成这了?不说话真让人着急。”二哥名叫继忠,我父亲还说,小时候院子住着抗日队伍,一个连长很喜欢二哥,说:“这小家伙,将来长大了,就过上幸福生活了。不像我们一辈子在战乱中度过。”长大后的二哥过上幸福生活了吗?

直到去年8月,我母亲去世三周年,二哥前来吊唁。这次,我们留他住了一宿。趁这个机会,我和老公给他作了一个口述实录,才对他的过往有一点了解。给二哥做口述实录非常艰难,往往是你追问几句,他才回答一句。但当我把他说的话,连贯起来后,却感到很惊奇。原来二哥不但是个有文化的人,他还记忆力惊人,人物事件具体到年月日时,并且对自己的遭遇有清醒的认识。

二哥生于1944年农历11月,比我大18岁,又比我父亲小了13岁。相比起来,他们更接近一代人。我大伯是杜关镇民国最后一任镇长。1947年国共“拉锯”的时候,他带着还乡团回来报“杀父之仇”,以后被镇压。但二哥对他父亲的印象很模糊。他只记得,五岁时在紫石岭,父亲拉住他的手看了又看,最后交待他母亲说:“把两个娃子照看好。”他要向西逃了。两个娃子,指二哥和他的兄长我叫他大哥。再次见到父亲,是1957年冬天。父亲被从天水抓回,他去探监。父亲临终前给他留了一张名信片,上面写道:“你是新时代的青年,要用艰苦的劳动来赎你先一代的罪恶,做一个‘犁牛之子骍且角’者”。他说父亲是1958年春天被枪毙的,“没有吃上新麦”。从公审布告上,他记住了父亲逃亡在外的情景,多次化名,但一直没有改姓。当过竹匠,最后当到一家医院的副院长。因为思念两个儿子,自动落网。

土改时,二哥母子回到村子,住在一孔烂窑洞里,他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学。10岁就去给人家放牛,一年挣二斗玉米。因为家里养活不了,分的土地是最差的,不长庄稼。“还经常遭地邻欺侮,人家把地堰都给你攻没了,你也不敢说啥。”在村里,邻居的小孩都学着大人样,追着撵着骂他:“小地主,小恶霸”。爷爷名字里有个“斋”,那些小孩就骂他“萝卜栽子”,吓得他轻易不敢出门。后来他母亲改嫁给本村一户贫农,二哥才又上了两年学。在学校里,他品学兼优,成绩是班级第一名,很受老师器重,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,肩上三道杠,六一儿童节还在主席台上就坐。那是他人生唯一一抹亮色,他至今还保存着初小毕业证书和少先队袖章。然而1958年,他考上高小那一年,他的厄运降临了,“泰山压顶了。”第一天县城中学召开现场会,开除他的哥哥;第二天学校辅导员开会回来他所在的学校就捏造罪名开除了他。不说因为成份不好、父亲有问题,而是说他本人有问题,把别人说的顺口溜按在他头上:“毛主席真是好,一天滚水管个饱,蒋介石真是坏,早上糁子下午菜”。他的哥哥,在县城中学成绩也在前三名,也很聪明。但人家说他在鸣放中口出狂言,说“我要是有孙悟空的本领,就要大闹天宫”。那时提倡大鸣大放,谁说了啥,学校都有人给你记着。但他哥哥没有说过这话,是人家硬给他按的罪名。意思就是不让你上学,就是寻个理由开除你。学校辅导员还骂他是“社会渣滓”。和二哥同桌的那位同学,多年以后当上我们县的县委副书记;坐在他后排的一名同学,大学毕业后成为工程师。说起二哥,他们都感叹:“你真是屈材了,要不是阶级成份,你肯定比我们都强。”多年以后,二哥碰见当年的辅导员,问他:“你当时说我是社会渣滓,我做什么坏事了是社会渣滓?”那人脸通红,半天答不上来。二哥又说:“你跳得太高了,尾巴撅得太高了,你害了一代人,你知道不知道?”叙述中,二哥多次说:“村里对咱这一家人最残酷了,最残酷了,刻薄得很。”

接连的打击,让他欲哭无泪。被开除时,哥哥16弟弟14岁不到,兄弟俩相继回到村里当社员。在生产队干活,脏活累活都是他们的。有人还讽刺说:“教书好,你怎么不去教书呢?”在地里干活,别人可以随便说话,相互开个玩笑什么的。但他们不能讲,如果讲了,立刻有人就会说:“你地主过去欺侮人,现在还欺侮人?”并且谁都可以熊他们,那些二流子逛蛋都可以日骂他们。

一次义马煤矿招工,二哥去报名。训练了半个月,都准备走时,大队有人说:“他不能去,他是地主子弟,反革命家属,不能当工人。”这条路就被堵死了。

大哥比二哥大3岁,受的苦更多。相邻生产队队长看上大哥是个“材料”,想让他到他们队当会计。大哥说:“大叔,谢谢你看得起我。但我不能当会计,我要当会计,有人就会寻眼子。前次生产队出工,让我管伙,有人就诬蔑说,我用泔水桶担水让人吃。让我去你们村住家吧。”这老汉就收留了二哥一家,他们搬到邻村去住。虽然还是一个大队,但情况还是好多了。

春去秋来,转眼兄弟俩都长成大小伙子了。尽管相貌周正,品格端方,但因为成份,附近没有哪个姑娘敢嫁给他们。眼看在家里没有出路,大哥在23岁那年招到灵宝做了上门女婿。剩下二哥和母亲相依为命。

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上面颁布了“公安六条”。二哥说,公安六条最坏了,规定地方上保长以上,军队里连长以上的“黑五类”,家属都不准外迁,一律在当地接受监督。二哥的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,常年派做义务工。扫雪,送信,当传令兵,给军属送柴禾等。但母亲是小脚,扫雪要从这村扫到那村,要扫一里多。母亲扫不动,二哥就得替她扫。大队公安心眼很坏,开会时故意让母亲去送通知,黑更半夜,翻山越岭,最远要送到七八里外的村子。母亲跑不动,他就得替母亲送。村里唱戏,给一个地主分子派多少斤柴禾,用于烧水做饭。这事母亲更是干不了,都由他来做。过年时,地主分子还要给军属送几百斤柴禾。他代替母亲履行一个地主分子的义务,经常和一群“黑五类”一起干活。那时还不让“阶级敌人”当炊事员、饲养员,怕他们下毒。生产队所有轻松一点的活,都没有他的份,他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,得最少的报酬。

一直熬到1979年,母亲被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,成份也一风吹了。二哥感觉轻松许多,他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,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二哥辛勤耕耘承包的土地,养牛喂羊,成了村里第一批致富能人,盖起了五间大瓦房。但村里还有人岐视他,说:“你不要高兴,看着你的帽子摘了,你成了社员成份,实际你还是地主,你是由地主演变成的社员成份。”

二哥生不逢时,没有享受上地主家庭所谓的福,童年时便遭受家破人亡离乱之痛,还有后来可怕的阶级成份压迫。像我们姊妹,前面还有父母顶着,而二哥是直接面对,没有任何遮挡,暴风雨直接就袭击了他。我父亲比他大十几岁,在改朝换代之时已经成年,有了一定的抵抗能力,后来又有我母亲和他同甘苦共患难,共度艰难人生。而二哥呢?他就是一个人独力支撑。解放时,他还是一个孩子,成年后又成不了家,遭受的伤害是最重的。并且后来,家族里所有的人都走了,都离开这个伤痛之地,而二哥却留下来了。每天身后是祖先不安的亡灵,脚下是父辈伤痛的土地,头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,前面是无望的路途。他日日得看,得听,得想,他的心灵遭受了怎样的历程,没有人能够清楚。

1995年,我来这里担任了三个月的副镇长,每逢集日,二哥都要跑十多里来到镇上,在我的房间里坐一会儿,也不说话。但他的气色明显的好,好像有一个堂妹当了“官”,心中就有希望一样。然而好景不长,还是由于“历史原因”,我突然被调离。我走时,没有来得及告诉二哥,我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失望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人心是需要希望的。但几十年来,二哥就是面对着没有希望、没有向往的日子,日日是贫困、绝望、枯燥的生活,于是他沉默了,木讷了,不愿说话,不会讲话了。

 三

成份被取消时,二哥已错过了婚娶的年龄。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,他独自一个人生活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二哥40岁时才成了家。

嫂子任芳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女儿。她丈夫因病去世,经人介绍,嫁给二哥。这时她已生有三男一女,不可能再给二哥生孩子了。她带着四岁的儿子小波来到二哥家。二哥把小波当亲生儿子对待,辛勤耕耘几亩土地,种烟,养牛,养活一家三口。二哥把小波养活到23岁,为他娶了媳妇,还把自己的房子卖掉,帮助小波在镇上买了一间门面房。后来小波生了个男孩,二哥有了孙子,起名“乐意”。说是若再生一个男孩,乐意就姓他的姓,二哥很高兴。孙子是睡在二哥的脚头长大的,二哥十分疼爱他,也惯得很,有了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孙子。乐意后来到城里上学,现在已经考上郑州一所大学,轻易不回来了。小波后来又生了第二个男孩,生活负担逐渐沉重起来。这几年老不在家,忙着做生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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